《撒母耳记》背景简介

在希伯来圣经中，《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是一卷书，紧接着《士师记》，之后是《列王纪》。七十士译本为了方便，将《撒母耳记》和《列王纪》各分为上下两册。《撒母耳记》记录了主前11世纪初叶到10世纪早期撒母耳、扫罗和大卫的历史，叙述神怎样照着祂对列祖的应许，在百姓中兴起君王（创十七6；三十五11；四十九10），用大卫的宝座来预表基督永恒的王权，用大卫的王国来预表基督永恒的国度（撒下七16）。 《撒母耳记》不但是历史的记录，也是先知的话语，所以在希伯来圣经《塔纳赫》(תנ״ך‎‎ / Tanakh)中被列为《早期先知书》(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纪)的第三卷。先知的作品从来都不是为了写历史而记录历史，他们更关心的是神借着历史所显明的心意，好作为后人的鉴戒。因此，《撒母耳记》中人物、事件所占的篇幅，并不是按其政治地位、执政时间或治国成就，也没有罗列所有的历史资料，而是按照属灵的意义加以取舍、整理。例如：以利当士师四十年，但他的政绩却从未被提及；扫罗作王四十年，除了早期的争战以外，其他的事迹也鲜有记述。 《撒母耳记》的最后成书时间可能是在所罗门死后、北国灭亡之前(撒上二十七6)，目的是为了向南北分裂后陷入失败的以色列人说明，神的选民为什么会沦落到当时可怜的光景，神对大卫宝座的应许到底有没有前途？先知所要传达的信息是：神是历史的掌管者，百姓在应许之地的生存、国家的兴亡，完全取决于他们是否忠于圣约、遵守神的律法(申二十八)。虽然以色列的失败可以追溯到所罗门的败坏，甚至远至大卫的犯罪、士师时代的败坏，但在失败中的百姓也可以盼望：不管人怎样软弱、失败，神都有办法挽回自己的百姓，把「属肉体」(罗八8)的生命改变成「属圣灵」(罗八9)的生命，把全然败坏的亚当后裔造就成合神心意的君王(徒十三22)，将来在荣耀的国度里「与基督一同作王」(启二十6)，「直到永永远远」(启二十二5)！

最后一位士师一一撒母耳

圣经记载，撒母耳（Samuel）是以色列最后的一位士师，也是以色列民立国后的先知。不仅如此也是祭司；更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宗教家。 撒母耳的父母是一对敬虔的夫妇，每年都去到位于示罗的圣所。他的父亲以利加拿名字的意思是「神已经拥有、神已经创造」，属于利未支派的哥辖族，是可拉的后裔。他们居住在以法莲地的拉玛琐非。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原没有儿女；以利加拿另有一位妻子名叫毗尼拿。 有一次，他们上到示罗，哈拿在圣所中祷告，许愿说，假若主赐给她一个儿子，她会奉献他作拿细耳人，终身侍奉神。主垂听了哈拿的祷告，答允她的祈求。她没有其它的儿女，直至她将撒母耳奉献给神后，神再赐给她儿女。 撒母耳是《撒母耳记》中的三位主角之一。神借着他带领百姓回转归向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了「各人任意而行」（士二十一25）的混乱与黑暗，也脱离了非利士人的辖制；神又借着他膏立了另外两位主角扫罗（撒上十1）和大卫（撒上十六13）为王，使以色列从士师时代进入了王国时代。而「撒母耳」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祂的名是神」，也是「求」神（撒上一27）、「归于」神（撒上一28）的谐音，因此，以「撒母耳」为书名，能贴切地表明神是历史的主宰。

陶恕《义人之根》九、令人肃然起敬的信

早期的信徒说：信是一件令人肃然起敬的事。 马丁·路德重新发现了因信称义的圣经教义，是值得嘉许的。路德强调，信是人进入内心平安和脱离罪恶的唯一途径。这个说法给颓废的教会注入生命的新动力，而且导致改教运动。 保罗和路德的信是把人的整个生命完全改变，成为另一个人，使人热切地把生命降服在基督之下，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义无反顾地跟随主。这种对神的信把人的心改变，使人在一刹那间成了主所爱的快乐仆人。在与旧日的事物告别时，其坚决的态度，犹如昔日以利亚登上火车火马，乘旋风升天而去一般。对他而言，过去已成过去，世界成了荒漠，天堂亦因他的信变得可望可即，整个生命之路因信有新的安排，更切合神的心意。神成了真理的最高准绳，因此他能从属灵的角度去看他所经历的每件事。神在他身上的地位愈来愈重要，他自己相对地变得渺小，而对他来说，基督更是难以言喻的宝贵。当一个人接受了这使人得称为义的信时，以上一切，甚至更多的宝贵经验都会接踵而至。 可是，现在改变已悄悄地展开，一些人一点一滴地把新的意义加在“信”字上面，渐渐这个字眼的含义已改变了圣经的原意，这种改变是不知不觉的，使人没有防备，现在可悲的结果已影响着我们了。 信，现在的意思不过是指人对神的道和基督的十架作道德上的认同，这认同消极而被动。若要实践这信，我们只消单膝下跪，按着那盼望我们灵魂得救的布道员指示，点头同意就行。 这种“信”的一般果效，倒极像人看完名医之后的感觉：他们在见过名医以后，顿觉放下心头大石，脸上挂着微笑，笑自己实在是过分忧虑，自己根本没有毛病，不过是需要休息而已！ 这样的信并不使人感觉肃然起敬，反倒使人感到安慰。这信没有使一个人的大腿窝脱臼，以至他要用杖支撑身体，跛着走路，这信只像教导人做深呼吸运动，纠正他们的姿势而已。不错，他们自我的脸已洗净了，他们从失望中挽回自信心，他们虽然得了这一切，却没有像雅各那样得着了一个新名“以色列”，他们也没有蹒跚地步入永恒的日光中。“雅各经过毗努伊勒的时候，日头刚出来照着他”。那是雅各，更正确地说，那是以色列，因为在以前，日头并没有多照在雅各身上，也无此必要。但日头却乐于照在已为神所改变的人“以色列”身上。 这一代的基督徒，必须再聆听这个教义——信是叫人肃然起敬的。同时，也必须让人知道，人若信基督，便要顺服祂，否则这信就与人完全没关系；这信是绝对轻慢不得的。神的大能不会彰显在任何暗自保留后路、见难而退的人身上。唯在那些不给自己留反悔余地的人，才拥有圣经所说的信。因着这样的信，他们已作了永恒而不能撤回的委身，即使他会受到极大的试探，他总是回答说：“主啊！祢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新约圣经与罗马军事

圣经的作者们经常使用一些许多军事术语来做比喻，为了让人更加理解他们话的含义,「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林后十3-6)。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13-17中所说的：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为了完全理解这些比喻，我们来了解一下在罗马时期的一些军事上的常识。 「束腰」是圣经常用的比喻，当时的人穿着长袍，束腰是工作、赛跑、打仗之前必经的准备步骤，未穿戴军装之前，底下的衣物首先需要束起。 「护心镜」是用来保护心脏的，神自己也「以公义为护心镜」（赛五十九17）。我们的行为若遵行神「公义」的原则，良心就不会觉得亏欠，就不怕撒但的控告。 「走路的鞋」，罗马士兵所穿的鞋以厚皮作底，钉上平头钉，还有铁制的鞋尖，可以保护脚部，走得更快更稳。我们要在争战时能「站稳了」，必须倚靠使人在生命中有平安的福音，心里有得救的把握。 「盾牌」是一种门状长形盾牌，可以遮盖大部分的身体。 「火箭」，新约时代的箭通常绑着浸透沥青的亚麻屑，然后用火点燃。因此木制盾牌必须盖以皮革，才可以迅速将火扑熄。仇敌精心设计了如利箭般的舌头、污秽、自私、疑惑、恐惧、失望，惟有倚靠神所赐的信心，才能挡开这些射向我们的「火箭」。 「头盔」是用来保护头部的，神自己「以拯救为头盔」（赛五十九17），这救恩是神的恩赐，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得着，拥有完全脱离罪的盼望（帖前书五8；诗一四十7）。 凯旋仪式是古罗马授予获得重大胜利的将军的庆祝仪式，这是罗马人最大且最受欢迎的荣耀。凯旋仪式上的游行队伍一般都非常长，顺序是：元老院元老，号手，车载的战利品，用以献祭的白色公牛，被征服者首领的武器及徽章，被征服者首领及其亲属，其他战俘，凯旋者的扈从，站在战车上的凯旋者本人，凯旋者的已成年儿子及副官、军团长、军事保民官、骑兵队长等，凯旋者的士兵。当时罗马帝国的将军在凯旋归来时，会率领得胜的士兵和战俘进城「夸胜」，游行展示给国民观看。在游行中，罗马祭司会手持点燃的香炉，边走边摇，发出「香气」，在场的人都能闻到。这「香气」对于得胜的将军、士兵和夹道欢迎的群众而言，代表胜利的喜悦；但对战俘而言，却意味着即将被奴役或处死。【林后二14-16】「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作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作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事谁能当得起呢？」同样，福音对于听了拒绝的人，要作定他们有罪的根据(约三18)，「作了死的香气叫他死」，他们的结局乃是灭亡；而对于听了就信的人，是使他们得救的神的大能(罗一16)，「作了活的香气叫他活」，结局乃是永生。 我们必须自己放在神的权柄之下，始终在基督的率领之下，在神面前行走，才能使自己的道路带着基督馨香之气。我们什么时候体贴自己的执着、随从自己的理由，什么时候就失去基督馨香之气，不再能供应基督的生命。

罗马的社会经济

​使徒保罗生活在罗马帝国时期，他的背景及后来宣教的地区与罗马息息相关。​为了更好的学习圣经，特别是新约，让我们详细地了解一下当时社会的各方面的情况。 古代罗马发源于意大利半岛拉丁姆平原台伯河左岸距海约20公里处的丘陵地带。约公元前 8 世纪左右，印欧语系的拉丁人和萨宾人的氏族部落于此建村落，营农牧，用铁器，聚族而居。公元前 7 世纪，拉丁人和萨宾人等的三个部落联合为“罗马人公社”。时值族长社会末期，奴隶数量很少，并包括于家族之中，作为主人的助手从事家庭农牧经济。由于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和入侵，罗马经济的发展滞后于地中海沿岸的其他文明。在共和政体之前，罗马曾经有100多年由国王统治。公元前 5 世纪初叶，罗马人建立起贵族共和联邦，进入共和时代。 前期共和时代，罗马社会在分权和集权之间摇摆。罗马征服了全意大利后，大大促进了其经济的发展。农业普遍使用铁制农具，实行轮种制。农业在古罗马文化中获得高度重视。许多作家称赞简单的农村生活，赋予它古罗马美德的光环。古希腊从主前5世纪开始使用作物轮耕的方法，建立大庄园农场，而罗马仍然是家庭作业式的小型农田。主前3至2世纪，罗马与迦太基、希腊、希腊化的中东接触以后，改善了农业方法。罗马农业的生产力和效率在晚期共和国和早期帝国达到顶峰。 除了农业之外，古罗马的果木、葡萄、橄榄等的种植日益盛行。畜牧业在中部意大利山地和南部意大利较为发达。考古发现的大量青铜工具和武器制品以及神殿、城墙、水渠、道路等建筑遗址证明，手工业已有较大发展。古罗马商业上出现了八日一次的集市和一年一度的庙会。 此外，意大利的统一，更多影响在促进地中海贸易的发展。从希腊进口陶器以及公元前508年、348年两度与迦太基订立划分海上势力范围的条约表明，当时罗马在西部地中海的商业活动已具相当规模。意大利经西西里是到北非产粮区的最近航线。根据统计，当时整个意大利的小麦产量无法供养一个罗马城，所以罗马需要从埃及进口大量粮食。粮食的运输储存十分依赖水路运输。因此罗马在河流沿岸建造了巨大储粮仓(如Porticus Aemilia)和接受船只的大型海港(如Portus)。这种“海洋-港口-河流”的水路贸易形式称为“水之海”。 罗马与东方的贸易同样很发达。罗马之所以如此依赖贸易，除了具有大量的商品需求，还因为过路商人所缴纳的费用是罗马帝国的重要收入来源。商品种类多样，主要包括奢侈品、宗教用品和医疗用品。来自东方的商品，可以通过海路先到达红海西岸的港口城市贝雷尼斯(Berenice)，然后从科普托斯(Kotpos)沿着尼罗河被运至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最后进入地中海。其中，亚历山大城不仅是沟通中西的重要海港，还拥有发达的手工业，该城制作的玻璃远传至中亚，东方的丝绸传至此也会被重新加工。罗马人在掌握了季风航海技术以后，东向贸易可直达印度，因此罗马的造像技术也是在此时传入印度。 除了水路贸易以外，罗马东向贸易的另一条途径是通过沙漠的陆路交通，商品主要是来自阿拉伯半岛的香料。香料在罗马是祭神、丧葬仪式中的重要用品，因为单价较高，相对海运而言，以骆驼运输的风险和成本都更低，所以阿拉伯半岛的商人会先通过陆路沙漠向西，然后进入地中海贸易，这类贸易形式称为“沙之海”。 文章部分内容节选自：https://kknews.cc/news/mnjemq6.html

陶恕《义人之根》八、要重生必先悔改

按照圣经的教训，神赐人赦罪之恩是基于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人要有悔改的意向，人若没有在道德上悔改的心志，就不能获得属灵的重生，若有人反对这个教训，只证明他们已远离了真理。 现代最流行的神学理论是，罪得赦免单在乎信心。“悔改”这词在归正了的人脑海中已除掉了！ 我们经常听见人说：“我不传悔改归正，只传重生得救的道理。”发出这种论调的人，可能是为了反对“得救在乎人的行为”这个不合圣经的教义，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然而该论调本身明显是错误的，因为它否定人必须先悔改归正而后重生。事实上，两者是毫无冲突的。问题是，不必悔改归正而可重生的理论，给人不正确的导引，以为二者可择其一，这是错误的，正确的教训应该是二者兼备，而非任择其一。一个悔改得救的人，是既悔改归正又得重生的人。除非这个罪人愿意改正他的生活方式，否则他根本不可能经验内在的重生。这个重要的真理在流行的神学中，似乎已逐渐被忽略了。 说神会赦免未曾悔改的悖逆之子，既违背圣经教训，也不合乎常理。试想，一个教会里面的人，罪已蒙神赦免，却仍然喜欢罪恶、恨恶义路，那多可怕，假如天堂都充满了没有悔改，仍爱罪中之乐的罪人，那就更可怕了。 在圣经中，赦罪及洁净的应许，必定与悔改的吩咐连在一起，我们最常引用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但在这段话的上文是：“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申冤，为寡妇辩屈。”（赛1:16）这段经文不正是教导我们在期望得到赦免以先，要悔改归正吗？把悔改和赦免强分，无疑对圣经施予暴力。这正好宣判我们故意曲解真理的罪状。 我们的教会经常充塞着“追求深入灵命”的人，他们也像西门那样呼叫主：“把这权柄也给我。”（参徒8:9-24）可是他们却没有悔改归正。我想，人不必悔改也可得救恩的教导，不但降低了教会的道德标准，更使一群自以为是的宗教人士误信自己已经得救，而事实上他们仍是愤怒之子，在罪恶的束缚中。

罗马帝国的奴隶制

奴隶制是罗马帝国经济的支柱，意大利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奴隶，整个帝国有五分之一是奴隶，服务于罗马生活的所有领域。奴隶被认为是罗马公民的必需品，他们通常是战俘、奴隶母亲的后代或被绑架者，在奴隶市场被出售。一些公共奴隶为帝国建造道路和其他公共设施，担任城市的文员和收税员。古罗马的会计师、医生和妓女常常是奴隶。奴隶没有任何权利和地位，必须完全按照主人的要求做任何事，逃奴可能会被处死。如果奴隶杀死了主人，家里的所有其他奴隶都将被处死。 一些来自希腊的奴隶受过良好教育，成为主人孩子「训蒙的师傅」。古罗马的儿童要到16或17岁才能成为罗马公民，之前没有权利。大多数儿童在家接受教育。如果家庭能够负担得起，男孩也可以上学，学习读书、写作、数学、演讲以及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罗马公民。受过教育的奴隶往往是他们的老师，希腊奴隶尤其抢手。孩童成人以后，就有法律上的权利在家中掌权，承受产业，不再受仆人的管束。同样，一旦「因信得救的理」来到，我们因信基督而得着了神儿子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子」，过去那套看管的模式就被抛弃，「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的手下了」(加三23-26)。

古代罗马的婚制

古代希腊-罗马的婚姻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罗马人传统上认为婚姻的目的是为了生产合法的孩子，公民生产新公民。合法婚姻的年龄为女孩12岁，男孩14岁。大多数罗马妇女在十几岁到二十出头结婚。妻子在经济上比较独立，社会鼓励寡妇或离婚的妻子再婚。寡妇可以继承丈夫的遗产，穷人的寡妇很穷，富人的寡妇很富。有些多次结婚的寡妇甚至积累了巨大的财产，被许多男人所追求。因此，大部分普通的寡妇是「真为寡妇的」(提前五3)，但有些则是「好宴乐的寡妇」(提前五6)。

陶恕《义人之根》七、大而可畏的主

有一个真理，圣经已作详尽的教导，历世无数敬虔的人亦曾亲身经验并加以证实。它可以浓缩成一句信仰定理：人若不先认识神的可畏，就不能认识神真正的恩典。 神第一次向人类昭示救赎的心意，是向一对在死亡恐惧中躲避主面的男女，而神颁布律法，则是向一个在烟火、雷轰、神圣角声中恐惧战栗的人，当神用神秘的方法舒展撒迦利亚的舌头时，“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起来”。而向牧人宣布“在地上平安归与祂所喜悦的人”时，牧人竟因天使突然出现，荣光四面照射，而“就甚惧怕”。 我们读圣经，就能看见“主是大而可畏”这个真理像一条巨缆从创世纪贯通至启示录，神的来临总是给有罪恶的人带来恐惧。每当神要彰显能力时，总有事物使旁观者惊惶、胆怯、吓倒，这种惊惶使他们慑服，有别于平常的惊惶，与怕身体受损的恐惧不同，这是一种极度的战栗，直透入人性的核心，远比人在受惊时本能地要保护自己这种经验来得深邃。 我们内在的罪性是非常顽强而自负的。在这罪性降服以前，神不会开我们信心的眼睛，将祂自己显出来。在我们未被那战栗——“就是一个不圣洁的人，猝然面对那位全然圣洁的神时所产生的战栗”——所抓住以前，我们大概不会被新约福音所展示的爱与恩典所感动。一颗属血气的心根本不会被神的爱感动；相反地，假若一个属血气的人认为神是爱他的话，也不过证实了人的自义而已。 对主存战栗的心是必要的；然而，我们必须时常牢记着，这种对主战栗的态度，绝不是来自用主名所作的恐吓。不错，地狱和审判都是真实的，必须完全按照圣经的教导，传扬出去，不作增删；然而，我们称为“敬畏神的心”这种神秘力量，是一种超自然的东西，绝对不是出于对地狱和审判的恐惧，它与刑罚的恐吓无关。它有一种神秘的特质，不属知识的范畴；是堕落的人，在那圣者面前作出的深切回应，因知道神是全然圣洁而震惊。只有圣灵才能在人心中引发出这种情绪，要是我们想在这方面作任何人为的努力，只会白费气力，或愈弄愈糟。 由于对神所存的敬畏是一种超自然的事，因此决不能借着警告而使人接受基督，这是不合乎圣经原则的，也是没有功效的，你可以在一群山羊面前燃放爆竹，于是成功地驱使他们进入羊圈；然而一切来自世上的自然惊吓，都不能使山羊变成绵羊。同样，用恐吓的办法也不能使顽梗的人变成爱神爱公义的人。 那么，真正敬畏神的心究竟从何而来呢？是出于我们对自己的罪的认识和对神的认识。以赛亚曾有一次深刻的体验，看到自己的不洁与耶和华神临格的可畏。他在神面前哀呼起来，承认他自身的罪。而最令他产生敬畏之心的，正是他亲眼看见了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当教会的牧师和领袖被圣灵充满时，会众就会不期然对神起了神秘的战栗感。昔日当摩西从西奈山下来时，以色列民对神亦有一种恐惧之感，因摩西脸上发光，那是超自然的现象，摩西无需恐吓百姓，只要他带着脸上的光在他们面前出现，就足以叫他们感到战兢。

哥林多城

古哥林多位于雅典西边，几乎正西稍偏南约40英哩(约64公里)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角；著名的哥林多地峡，在其东北约5英哩(约8公里)。其地理位处之重要，乃在于它独占从雅典来的东、西陆路与西北、东南的两湾之间的交汇处，这是哥林多成为重要都城的特殊因素。所以早在主前八世纪就已经成为希腊最富庶、繁荣的商业大城。它是当时著名的商业中心，也是以道德败坏著称的城市，远处山上的哥林多卫城里建有著名的爱神阿芙洛狄蒂(Aphrodite)庙，庙中有上千称为Hetaira的庙妓，山下的哥林多城里也有许多公开揽客的妓女。人们认为与这些庙妓发生性关系，会鼓励男神与女神互相交配，给敬拜者带来各种好处。古希腊的哥林多庙妓非常有名，是哥林多城重要的收入来源，船长、商人和士兵们在此挥霍金钱。保罗在这样的环境中，于主后56-57年的冬天在哥林多写了《加拉太书》和《罗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