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牧人为羊舍命”——疫期中的路德书信 Esther Yunyan

中国大陆曾出版过《路德劝慰书信》（Luther: Letters of Spiritual Counsel, 孙为鲲译，橡树文字工作室策划，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9月出版）。《路德劝慰书信》显示，马丁·路德不但是伟大的改教家、神学家，也是灵魂的牧者。路德这些历久弥新的牧函带给面临各种困境中的人们安慰，鼓励和劝诫。为深入研究路德在改教及思想史上意义，2021年始芬兰马丁·路德研究专家黄保罗教授组织编译了中文版的路德全集，现正在审定出版中。笔者有幸参与了其中一小部分路德书信的翻译。路德有些书信写于瘟疫流行时期。因笔者翻译时正值国内三年疫期，对照读来，令笔者别有一番感慨。为回顾路德书信中的瘟疫史，以纪念过去三年主对我们百般的试炼与无尽的恩惠，笔者特分享部分译介如下。

路德这批写于1526年4月-1527年12月的书信，广泛记录了社会与属灵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惊心动魄的宗教战争到圣餐教义的争议，从教会财政、教育、讲道、释经写作到他两个孩子的出生，他和妻子凯蒂的家庭生活情趣，园艺的探讨，对自身疾病的担忧等日常生活琐事，乃至撒旦的攻击等，均有涉及。路德争论或写信的对象既有对手如冯·斯温格费尔德等，也有曾经的亲密战友或同道如约翰·阿格里高拉、选帝侯约翰、约翰·布伦茨等。其中，路德写于瘟疫流行期的一组书信，尤其值得回味。

在约写于1527年11月10日的《致贾斯特斯·约纳斯》的信中，路德在表达了他对伊拉斯谟和圣礼派针对他的恶毒攻击的哀伤之情的同时，报告了在维登贝格由瘟疫引发的情况。瘟疫于1527年夏天在维登贝格爆发，他担心他的妻子，因为她马上要生他们的二儿子；他告知了他儿子约翰的病；他还提到他已经接受一些朋友入住他家。在信中，路德不确定他的儿子约翰是得了瘟疫还是在出牙。通过观察孩子生病的时间长度，他后来认为前者可能性更大。路德的朋友，维登贝格执事乔治·罗勒的妻子汉娜（罗勒是路德著作的收藏者之一），则随瘟疫倒下并于11月2日去世，在她生下一个胎死腹中的孩子后不久。这件事对路德又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太突然，而且他的妻子也即将分娩。尽管存在这样一些危险，路德在瘟疫流行期间还是收纳邻人来他家居住，即使他们在生病。路德说他的家开始成了医院，他也将受感染和未感染的人分不同的房间居住。这样到了12月10日，瘟疫形势看上去有些改善并逐渐止息了。从使用的药物细节看，鼠疫、肺炎、败血症型的鼠疫，中世纪晚期和16、17世纪发生的瘟疫的各种形式，都是高传染性的，伴随着由高烧、肿胀、脓肿甚至瘫痪混杂而来的高死亡率。而早在1527年8月15日，大学已疏散到耶拿，从那里师生再到靠近维登贝格的城市施利本。到1528年4月后大学师生才返回维登贝格。在此期间，路德和他的家庭以及布根哈根（市里的牧师）和他的家庭仍然留在被瘟疫侵染的城市,即便路德自己的身体也很虚弱，而且是在8月10日被选帝侯催促离开这个城市的情况下，路德还是坚持留下。在此期间，路德以言行服事病人；帮助市议会；给一个不知何故没有离城的学生小组作演讲；并给一个也叫约翰的朋友写了漂亮的长长的牧函，题名为：《是否可从致死的瘟疫中逃离》。路德在这几个月的危险和困苦中的行动，与这个文章一起，给牧师和他的羊群，基督徒和他的兄弟对于责任的理解作出了最强有力的见证。一些学者讨论说，在瘟疫流行期间，正是路德发表出台《九十五条论纲》的十周年。路德还撰写了他的《上主是我坚固保障》的赞美诗（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德语：Ein feste Burg ist unser Gott）。诗歌的灵感來自《诗篇》第四十六篇，抒发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的敬拜赞美之情。诗曰：

上主是我坚固保障

庄严雄峻永坚强

上主使我安稳前航

助我乘风破骇浪

恶魔盘踞世上

仍谋兴波作浪

猖狂狡猾异常

狰狞残暴非常

阴险绝世恶无双

我若但凭自己力量

自知断难相对抗

幸有一人挺身先登

率领着我往前方

如问此人为谁

乃是基督我王

统管宇宙万方

自古万民共仰

定能将群魔扫荡

群魔虽然环绕我身

向我尽量施侵凌

我不惧怕因神有旨

真理必使我得胜

幽暗之君虽猛

不足令我心惊

他怒我能容忍

日后胜负必分

主言必使他败奔

主言权力伟大非常

远胜世上众君王

圣灵恩典为我所有

因主耶稣在我方

亲戚货财可舍

渺小浮生可丧

人或残杀我身

主道依然兴旺

上主国度永久长

路德的诗歌与书信因此成了那个艰难时期如实而有力的见证。从路德书信可见，他面对瘟疫不逃离、尽责任的态度，他对瘟疫病人的帮助，是身体力行地实践基督“好牧人为羊舍命”的命令。

路德书信中流行的这场鼠疫，比1665年伦敦大瘟疫早三十年左右。笛福《瘟疫年纪事》就以虚构想象与史实追溯相结合的笔法记录过伦敦大瘟疫的发生现场。笛福描述的瘟疫下的伦敦众生相，跟我们当今三年的疫期还是有许多可参照之处。比如伦敦城也因疫情的空间区隔，令人们在自由与安全之间反复挣扎。吸引我注意的还有，他也提到教会在疫情中的责任。不过，笛福笔下所写的牧师与路德不同，笛福写到一些牧师在瘟疫中不负责任的可笑的表现。比如他记载对生活绝望和自暴自弃的人们拥挤进教堂，把自己看作死尸听讲道。然而宣讲坛上的有些非国教牧师，一方面对几年前宣誓效忠英国国教的《统一宣誓法案》保持沉默，另一方面这些哑巴牧师却已公开张口布道。笛福质疑这样的精神错乱如何能够与死亡交谈？这促使我们思考，我们今天的教会在瘟疫中能做什么？我们如何能够同时活在真实中又不偏离上帝的真道？一个遥远的回应在加缪的《鼠疫》中亦可见。在《鼠疫》中加缪借帕纳卢神甫呼吁：“我的弟兄们，必须成为留下来的那一个！”；鼠疫中没有安全岛，不存在中间地带，“因为我们必须要么爱天主要么恨天主，谁敢选择恨天主呢？”。因而我们也可把《鼠疫》看作是对路德瘟疫期书信的一个注解或反思的延伸，它让我们接着牧者路德，不但思考如何在上帝的引领下跨越囚徒困境的问题，也意味着琢磨如何真实地描述、记录并表现囚徒困境的问题。包括其中的塔鲁手记、小公务员格朗写书在内，加缪思考了历史记忆在囚徒困境中的作为。由如上所述历史的线索观之，路德疫情期的书信，可谓是一个好牧人负责任的备忘录。